借助于系统/环境、观察与二阶观察、运作封闭性与认知开放性、结构耦合、结构漂移、刺激、共振与信息等交叉学科研究所形成的全新理论概念与工具，系统论宪法学为我们理解宪法的法律性与政治性的双重属性及其二者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观察可能性，从而大大加深了转型期中国宪法演化的理解。

在改革推动者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14]宪法及时做了修改，并且最后是在宪法中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一节。结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场快速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其特征和规律。

[14]主张修宪的论述有很多，可参见郑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论纲》，《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32-136页。第二，监察制度如何输入人权保护原则？不言而喻，宪法是人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任何一州，未经其同意，不得被剥夺它在参议院中的平等投票权。[3]张峰振：《论宪法保留》，《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第35页。[37]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599页。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特别重视于法有据的问题，这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一个观察视角是，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成绩斐然，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被强调得较多。美国宪法价值的发生是这种宪法价值发生模式的典型代表。

社会组织种类繁多，如经济组织（如我国宪法文本中的经济组织、劳动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国经济组织、国有企业等）、政治性组织（如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统一战线等，从字面上看好像是非国家性政治组织，但其实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与国家密切相关的组织，不是纯社会性的政治组织）、文化性组织（我国宪法文本只有具体的学校概念，没有一般的文化组织的概念，也没有其他具体的文化组织的概念）。规范性宪法包括宪法文本、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美浓部达吉也指出：宪法学之主要的任务，在于寻求什么是现实的宪法。四是非法律的社会机制。

（四）宪法价值实现的环境，就是宪法价值实现系统所处的一切外部条件的总和。既然宪事法律关系的基本主体，无外乎公民、社会和国家，那么宪法价值的实现也就包括公民认同的宪法价值的实现、社会认同的宪法价值的实现和国家认同的宪法价值的实现。

宪法既然是在社会中运作，那么就必然与社会因素发生联系，受到它们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一些因素推动宪法价值实现，宪法在社会中如果得不到一定社会因素的支持，则必然是得不到贯彻的一纸空文，另一些则阻碍宪法价值实现。[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6-127页。[11] 同上注，第794页 [12] 参见［英］普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埃德加．博澄海默说：秩序的概念，意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

[13]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9页。这种主体性逻辑上包括三个环节：主体的宪法利益—需要结构→主体的宪法认知-价值图式→主体的宪法情感-意志因而，要实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特定领域的应用，则不可避免的需要本领域专家参与应用程序研制及开发。通过人才、技术的优势，协助和参与国家制定人工智能发展和产业的总体规划与措施，创设我国人工智能运算的行业标准和规则，构建我国人工智能顾问专家和高端人才库，构建统一公开完整的人工智能数据资料平台。

大部分白人更多被评估为具有低犯罪风险，而黑人被错误地评估为具有高犯罪风险的几率两倍于白人。如果能规范自然语言文本中同类概念表述的统一性，则可以大大降低相应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的难度，进而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与准确率。

[41] 参见腾讯研究院：《人工智能各国战略解读：英国人工智能的未来监管措施与目标概述》，载《电信网技术》2017年第2期。在数据膨胀的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分析和机器算法决策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相关的信息也完全应该公开。

研究人员通过四种不同的自动化神经网络运行，其中最值得称赞的一种网络技术，能够识别出89.51％选定群体的犯罪分子。这些发现让人担忧，现有的社会不平等和偏见正在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得到强化。特朗普的数据运营团队将其运用到2016年的大选之中，该项成果被视为特朗普成功当选的一大助力。当然，大众舆论目前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前景，无不充满喜悦与亢奋。三、算法绑架所导致的算法歧视行为 如何界定歧视现象？国际条约对歧视做出的定义是：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非歧视的第十八号一般性意见》不得歧视第七项指出：本公约中所使用歧视一词的含义指基于任何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身或其他身份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否认或妨碍任何人在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一切权利或自由。而在美国，Northpointe 公司开发的犯罪风险评估算法COMPAS已造成不可回避的歧视问题，非营利组织 Pro Publica 研究发现，此算法用于再犯风险评估，该算法的运算过程和结果，直接导致系统性地歧视所有黑人。

[35] 同前注[31]，季卫东文。如果同样的状况出现在人工智能决策的背景下，例如将自动驾驶替代人工驾驶，通过算法来决定最后哪些人会被牺牲时，由于人类不知道算法运行的内部规则，也不确定是基于哪些信息所做出的决策。

[11] 参见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其实该流程包含着不合理、不合规的运算体系，如算法绑架、算法黑箱和算法歧视等现象，最终以貌似科学、合理、合法的方式，在广大公众不易察觉的状况下，实施或执行具有针对性的和片面性的抉择或推定。

随之而来的是机器对周围环境的深度学习能力，致使产生的消极结果经循环扩大被固化下来，形成一种暗含的社会歧视现象，最终很可能会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歧视性反馈循环。现在，人类必须意识到在享用人工智能算法决策的好处之时，也须警惕自身对其模式和结果的过度依赖，以防止算法决策绑架人类的意志思维。

人工智能技术被当作审判的辅助性工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用于减轻检索负担、避免疏漏，[31]将大数据分析和机器算法决策的结果作为参考用来弥补人类法官审判的不足，可以辅助司法决策、提高办案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8]其次则是数据使用情况的不透明性。霍姆斯法官就曾提出法律的生命并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32]的格言。（一）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新型侵权模式 今天,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步推广的应用，其所附带的新型歧视行为对传统的平等权构成威胁。

[18] 参见周伟：《论禁止歧视》，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15] 国外学者对歧视的理解包括：第一、歧视是基于偏见所产生的行为，由于个人的偏见而对某团体实施的差别对待。

[11]欧盟对于歧视的定义是：如果某个人或团体因为具有性别、种族和民族、遗传特征、宗教、残疾、年龄、性取向等七种特征之一，而受到相对不利的对待，或者一项貌似中立的条款很可能对该人或该团体产生不利影响，则视为歧视。[24]著名的亚马逊网站也曾出现过类似事件，其网站购物推荐系统有意识地偏袒自己以及合作伙伴的物品，即使其它卖家商品价格更低。

第三，在归责方面，要强调人工智能已经不是简单的机械工具，当人工智能出现了超越原设计方案的越轨行为时，到底由其制造者、管理者还是使用者，甚至是人工智能自身来承担责任。[3] 参见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

然而从技术角度来说，目前机器算法大多具有可复制性困难问题，其推理本身存在逻辑缺陷，很多时候我们将算法推理结果之可能性视作确定性判断，将强相关性认为是因果性，忽视其中的不确定性。[46] 参见胡裕岭：《欧盟率先提出人工智能立法动议》，载《检察风云》2016年第18期。因为，当这种算法技术因其超高的辨别率被广泛应用于实践中，久而久之，公众也许就能依据结果，大致解读机器算法得出的所谓犯罪脸的特征，民众就无法避免形成基于此特征的歧视。强调其核心是客观上具有存在不合理的区别待遇，而区别待遇的类型和理由是法律所禁止的，以及客观上由于区别待遇，所造成非公平公正等的不良后果。

该法令的宗旨就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护，提高公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性，有效减少贪污腐败等现象。康德认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五个人的生命和一个人的性命没有轻重之分，不能以牺牲一个人的性命来拯救多个人的生命。

如今，社会资源的掌控者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管理社会的工具，如对其未来的发展不加以规范，人工智能技术难免会沦为资本逐利、政治逐权之手段，导致歧视和不平等行为在社会中被无形地被放大，社会贫富急剧分化甚至出现极权暴政。这个机构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以及公共利益团体代表共同组建。

【期刊名称】《法学评论》【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3 进入专题： 平等权 人工智能 。[26]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应用，机器算法带来的歧视问题已不仅限于传统的种族、性别等其它因素，其范围还涉及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事务中，同时，也开始逐步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其中的构成方式越来越隐蔽，它们通常被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公众难以察觉。